2008年3月23日,中国嘉德四季拍卖会“书间精灵”之拍卖，将叶灵凤的一枚藏书票――尺寸为120×84mm，估价为4500-5000 元，最终成交价为22400元，夺得冠军。嘉德图录的评语为：“叶灵凤堪称我国第一位藏书票收藏与研究家，这款即为那时（1933年）自制的藏书票，极其罕见。”然而，据我所见的许多有关藏书票资料中，
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的藏书主攻五四运动至1949年间的文史类铅印本，但若能偶遇书间之精灵，亦决不放过！鲁迅之印鉴、张爱玲之印鉴、曹聚仁之印鉴等心爱之物皆收于庋中。
1992年9月19日，我的日记这样写道：“上星期六12日，从古文化节书市购回五四至一九四九年间文史类书近40本，约140元；而郁达夫之书存焉。”当时买书花了5元钱，价昂。因为当年在西安吃一顿优质面条还不足1.5元，故三顿饭钱失之矣――当时的工资比较低，仅够生活所需而几乎无甚余钱；本不想收之，亦因书已失封面，且破损严重，不是我所收藏的路子与风格，因翻到版权页，见有此印鉴乃留下。此书为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11月15日付排、1928年3月1日初版本，印数4000册，且为毛边党。
印鉴为一深蓝色版画，右面整个版面为一少女侧面像，一袭飘逸长衫，长发，两条细长的辫子曳于身后，左手悬于空中；左上角为四方郁达夫印章所钤朱文印，恰为左手扶其下角，再往下是两行字从右往左排列：上行为“郁达夫”，下行为“著者之印”。而整幅版画，又以画格衬底。
此印鉴与当时日本作家的印鉴相比已大有突破，如夏目漱石等作家同期之印鉴，仅为套色印鉴而已，并无版画衬底之雅！
我重翻郁达夫的著作，因为手头《郁达夫全集》不全，又翻看了郁达夫的日记和书信，还细看了三联版的《卖文买书――郁达夫和书》（陈子善、王自立编）和郭文友著的《千秋饮恨――郁达夫年谱长编》。
在现代作家中，三十来岁即能出全集者，恐怕不多吧？《达夫全集》共七卷：第一卷为《寒灰集》，初版于1927年6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。第二卷为《鸡肋集》，1927年10月20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。第三卷为《过去集》，1927年11月15日上海开明书店初版；1929 年10月5日第五版起，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。这本《奇零集》是第四卷，1928年3月1日上海开明书店初版；1929年10月1日第四版起，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。第五卷为《敝帚集》，1928年4月15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，1929年9月15 日第三版起，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――可惜的是，名牌大学图书馆馆长若陈子善者，并没有见过第五卷上海现代书局之初版本，硬说北新书局版即为初版（见其《卖文买书――郁达夫和书》第30页注文）。第六卷为《薇蕨集》，1930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。第七卷为《断残集》，1933年8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。
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考证其版本，无外乎想说明，现代文学版本之鉴别的困难，同时也可判断出：《达夫全集》前两卷出版时，可能作者还不会制作自己的印鉴，因为出版社正是由郁达夫自己全力管理经营的。交由北新书局出版《过去集》时才有可能开始制作自己的印鉴。大家都知道北新书局之老板李小峰，与鲁迅、郁达夫曾多年合作过，鲁迅与李小峰因版税闹矛盾时，由郁达夫从中调和。（见郁达夫1928年9月19日致周作人信）
翻翻《鲁迅全集》便知，这种印鉴，或叫印证，原本是作者监督出版商售书之数量和纳税的凭证。当时作家对此都很认真。鲁迅有时是亲自送往出版社的。《鲁迅日记》“1933年1月18日 雪。上午往良友公司付以印证二千，并购《竖琴》二十本。”有时是托友人带去：“小峰兄 昨费君来，收来信并代买书籍四种，甚感。印鉴九千，亦即托其持归，想已查入。1932年10月20日。”
或许，极负诗人情怀的郁达夫，并无鲁迅这样的细致；或许，郁达夫有关自制印鉴的点滴记载，不如鲁迅的资料保存完整而未能留给后人。我至今还没有从作者的日记和书信里得知些许的证据。然而，只要我们看看当年鲁迅亲自制作的印鉴，即可知道，郁达夫的这枚印证，已远在鲁迅之上，与真正意义的藏书票，恰恰在似与不似之间。
似：已有版画之格局、作者之姓名；不似：尚无“藏书”之标示。
这似与不似之间，正是它的历史价值。
或许，它正是我国文人藏书票之滥觞吧？
似什么、不似什么，仿佛对我都不重要，因为我并非中国藏书票之会员，亦非什么版画家，仅仅一书虫而已――能把玩、凝视这80年前的旧物，且是我所敬佩之作家的信物，对今天早已浮躁而贪婪的灵魂，总算是一次漂亮的洗涤吧？
（文章图片见当期杂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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